very interesting, this opinion piece, from zaobao (2/4/06). certainly moderate in tone, but also asks some very perceptive questions.

反对和反对党的“市场” ● 李慧玲

　　以反对党起家的人民行动党没有理由不知道作为反对党的本质和终极目标。1955年立法议会中共有25个席位供竞选，行动党派出四个候选人参选，据行动党原秘书长李光耀说，该党当时的组织很弱，甚至谈不上有“组织”的存在。工作人员、党支部成员或者基层领袖都没钱可拿，义务工作。而在群众大会和拉票活动中，能够给予行动党协助的，就是工会和华文中学的学生。

　　那是不同年代的选举景观。二战结束后整个东南亚地区人民都希望结束殖民地统治，自己当家作主。一切从无开始，可以利用的资源不多，但也就是因为资源不够，人们的奋发与坚韧之心更强，人心成了最大的资源。行动党有计划地做着反对党，伺机而起。人们有期望地进行等待，等待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岛国之为“国”，就是在经历这样的过程后建立起来的。但是数十年过去，行动党自社阵议员出走国会后，1960年代末至今一党独大，整个政治结构再经过多次微调，已经趋向稳定。而人们也少谈政治后，“反对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渐渐的，不仅记忆模糊，而且概念迷失了。迷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年来汲汲营营，疏于深度思考与接触，民智少说也有些钝化；而在这个星移物换的过程中，一些概念则被“偷换”与改变了。

　　因此，也就有了这20年来目睹之怪现状。 1984年通过议案，国会中如果没有反对党，选不上而落选票数最高的反对党候选人可以进入国会，与没有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新一代部长陪练——参加国会辩论，也让同样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对反对党的角色“存有幻想的年轻一代选民”接受教育（李光耀资政动议设立非选区议席时语）。这样苦心孤诣的安排毕竟世上不多见。但执政党对反对党的这种“包容” ，对岛国政治生态起了怎样的影响？

　　如今，行动党中言论出位的议员，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像第一代政治领袖那样做思想深刻、见解精辟的发言，而是因为他们提出与党内许多人不相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因而被称作“敢言”。乍听之下，“敢言”令人肃然起敬。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作为人民的代议士，难道还会所谓“不敢言”者？“不敢言”者，代谁而言？

　　值得思忖的还有：以执政党候选人身份参选者，虽然不需要离经叛道，但是却具备不遵循原来规矩说话办事的条件。在介绍新的候选人时，无论是推介者或候选人本身，在媒体追问下需要突出的是自己的“异样”，个个听来好像都为敢说“不”而不是说“是”的人。为什么戴着闪电党徽的人，需要这么突出自己的“反对”意识？为什么大家那么在意他们是否只会说“是”？

　　当然，少不了还有上周听到的，执政党人可以扮演反对党角色的说法。“反对”和“反对党”的区别，在反对党区里被模糊得让人不知所措。走到投票箱前的人，反对反对党的到底该支持还是反对扮演反对党的候选人？

　　是不是这些做法，都是假设选民当中，有一个潜在而不容忽视的“反对”市场？这是个“反对”市场，还是“反对党”市场？执政党要常葆青春活力，需要扩大基础，接纳异见。但提“反对意见”和做“反对党”终究有别。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1968年4月写过一篇关于在共产党统治下为什么需要反对党的文章，谈到反对党的角色：

　　“我们经常都被告知，因为我们现在拥有言论自由（这理应是民主政体中的基本条件）、媒体协助下的舆论即会自动发挥反对党所发挥的克制功能。这样的概念，是建立在对政府能自行从公共批评中达致结论的信仰之上。但问题是，民主不是关乎信仰，而是关乎保证。虽然公共辩论是民主的基本条件，但民主的精髓所在，也是那些真正保证民主的，却另有其源：即一个公共的、合法的权力竞赛。公共的舆论（比如由报章所代表的这个环节）只有在有权力影响政府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效地监督政府，改善政府的素质。而这只有在公共舆论最后得以通向公共选择，比如选举，才能做到。最终，真正使权力屈服的只有权力，而如果要政府有所改进，我们必须能够威胁其存在，而不仅是它的声誉。”

　　这些是在捷克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对反对党之必要所进行的阐述，那是他们的地区里挥洒热血的时代。岛国有自己的国情，五六十年代早已湮远，当年的反对党的的确确也已经执政近50年，并且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它一直信守承诺，改善人们的生活，还翻新人们的电梯。

　　人们对执政党有不同的要求。我比较好奇的是今日的反对党。我从刚进报社采访政治新闻开始就在思索的，不是执政党为它们定义的角色，而是反对党怎么看待自己在岛国政治发展中的位置。他们要改变什么？在种种限制底下，他们要为、能为岛国做些什么，留下什么。

（作者是本报采访主任）